引言：

“等咱们胜利了了，他们应该就能公开身份，接受大家的鲜花和掌声了吧？”

小时候看谍战剧，看到我军特工们受苦时，笔者总是抹着眼睛问父亲这样一句话。而父亲则总是点点头，跟我说：“是的，等咱胜利了，他们就能公开身份了！”

长大后，我明白，父亲的话并不完全对。

事实上，哪怕是到建国后，很多特工并没有站在人前接受鲜花。至于原因，不外乎以下两点：

第一个原因，建国后，他们仍然有任务没有完成。组织没有让他们公开身份，他们是至死都不会说的。比如，红色特工阎又文是1962年去世的，但其真实身份解密是在上世纪90年代。

第二个原因，则是最普遍的一种情况：组织已经允许他们解密了，但因为长期在隐蔽战线工作，低调的个性已经刻写在他们骨子里。他们极少提起从前，极少谈到自己的身份，以至在外人看来，他们是如此神秘。

本期，笔者要跟大家说的，就是这第二种情况：一位沉寂了55年的超级女特工，直到1995年，才因为一次闲聊而被公众所了解。

而当她的过往被一层层揭开后，媒体界算是“炸锅了”，大量媒体赶到辽宁。他们都想看一看：到底是怎样的奇女子，能担得起朱德元帅的赞叹。同时，也想问一问她老人家：这么多年，您为何什么都不说？

她的名字，叫高崇德。

一：热心小伙的“意外发现”

高崇德被“发现”，是在1995年年初。当时，她住在辽宁省人民政府干休所。

那段时间，一位小伙子经常到干休所来看望父亲。小伙子的父亲也是一位老革命，也住在干休所里。来的次数多了，他便经常听到有老同志在闲聊时，提到院中8号楼住着的神秘老太太高崇德。之所以说她神秘，主要有以下几个原因：

一来，她平时爱拄着一个拐杖，在院子里散散步。其他老同志们总爱提起当年打仗的事情，唯有她对于自己的过往极少提起。

二来，虽然她看起来和普通老太太没什么不同，但她享受的是正厅级待遇。她从未担任过厅级职务，为何能有如此待遇？难道是年轻时，干过什么了不起的大事吗？

以上两点，让高崇德成了干休所里最“神秘”的人物。也让经常来看望父亲的小伙子，对她的过去格外好奇。

日子久了，小伙便时不时找机会，和高崇德聊聊天。说来也是投缘，高崇德还真就把不爱跟别人提及的事，一点点对他说了出来。而小伙则越听越震惊，越听越觉得不可思议。到最后，他才明白过来：原来坐在自己面前的这位老太太，正是当年日本人和蒋介石都想抓的“军火大盗”。

高崇德，是辽宁黑山县人，出生于一户贫困的农家。

那个混乱的年代，老百姓生活得水深火热，高崇德家也不例外。虽然父母都很勤快，但一家人的日子依旧过得紧巴巴。8岁那年，父亲不幸病逝，只留下母亲带着她的和弟弟在乱世中艰难求活。

但这，并没有让高崇德消沉，她骨子里流淌的是东北人的倔强。所以，在成长的过程中，她一边帮着母亲料理家务，一边想着怎么才能改变自己的命运。

在此期间，她读过一些侠义小说，书中描述的诸如花木兰这样的女杰，让她充满了敬佩。她希望自己有一天，能够像那些巾帼一样，做出一番惊天动地的大事。时光如梭，很快，高崇德就长大了。她飒爽和独立，是远近有名的。

当时，东北正处于风雨飘摇之际，日本关东军虎视眈眈，张学良也在加紧练兵以应对时局的变幻。正好，黑山地区就驻扎着一支东北军部队。

高崇德性格爽利，对这些保家卫国的军人，本就崇拜。恰好她也到了谈婚论嫁的年纪，在亲友的撮合下，她结识了在军中担任团长的吕正操。没错，就是1955年被授予开国上将的吕正操将军。

吕正操是张学良的部下，他和高崇德一样同样出身贫苦，极富正义感。于是，相处中两人慢慢互生情愫，最终走到了一起。

高崇德虽是女子，却有不输男子的志向和气概，比起红装她更爱武装。所以婚后，她总是跟在吕正操身边。每次吕正操率部下打靶训练，她都要来学上一学。日子久了，她的枪法越来越准，成了军中有名的女“神枪手”。

但这夫唱妇随的美好生活，并没有持续多久。

1931年9月18日，驻扎在东北地区的日本关东军发动了九一八事变。这，也给全国人民敲响了警钟：中华民族到了危急存亡之际。无数有志之士投身抗日救亡运动。

身处东北漩涡当中的高崇德，不甘心于做一个军官太太，也不想只当一个徒有虚名的“神枪手”。所以，她开始积极参加各种抗日救亡运动，在街头贴标语、撒传单、演讲，号召大家团结起来一起抗日。

在此期间，高崇德结识了一位王先生。这位王先生经常和她在一起探讨，怎么抗日，怎么组织救亡运动。日子久了，高崇德对打败日本鬼子充满了信心。

有一次，王先生送给她一本书《陶罗斯上前线》。这本书讲的是一位苏联姑娘上前线，保家卫国的事。王先生在送书的时候，对高崇德说了这样一句话：“苏联女人能干，难道中国女人就不行吗？”也正是这句话，让高崇德意识到，原来自己也能成为抗日队伍中的一员。

不久之后，吕正操的部队被调往河南，高崇德也随之来到了这里。有一天，王先生找到高崇德，让她利用自己的特殊身份，在河南新乡组建一个留守处，专门负责收容原东北军的伤兵、散兵。

要知道，按照军纪，擅自招收军队的士兵是犯死罪的。但高崇德哪管这些，她硬是冒着杀头的风险，遵照王先生的建议，以东北军53军留守处的名义，招收了近300名的东北籍士兵。这些士兵招收后，她就成立了一个武装运输队，开始为前方将士输送补给。

只是，这个时候的高崇德，并不知晓王先生的真实身份，只以为他是一名普通的爱国人士。直到1937年的一天，王先生找到高崇德，称想带她去见一个人。因为相处时间已经很久，高崇德很信任王先生，所以她没有拒绝，跟着王先生就去了。

到了一处隐蔽的地点，高崇德见到了一位身材魁梧的男子。没等高崇德开口，对方就先伸出了手，自我介绍：“我是林伯渠。”

高崇德对这个名字并不熟悉，站在一旁的王先生开口了：“他是中国共产党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”。高崇德这才意识到，原来王先生竟是共产党。而他带自己见的，还是林伯渠主席这样的大人物。

此时的高崇德并不知道，林伯渠为什么要见自己。当她听到林伯渠说红军抵达陕北后，正在加紧训练准备开往抗日战场时，她内心的抗日热情再难抑制，她直接提出：“希望能到抗日前线作战”。

不过对此，林伯渠并没有同意。因为高崇德身份特殊，比起直接到前线，她在后方能够起到更大的作用。这种作用，主要体现：

高崇德的丈夫吕正操已是东北军名将，她留在东北军，能帮上我军大忙。要知道，虽然当时是国共合作时期，但国民党对八路军依旧采取着严密的封锁政策，导致前线的八路军队伍极缺弹药补给。如果，高崇德留在后方，利用自己的特殊身份，说不定可以为八路军搞到一些军火弹药。

当林伯渠向高崇德阐明利害关系后，她毅然决然接受了任务。就这样，这位国民党军官太太，成为了一名真正的秘密特工。

二：盗窃国军军火库，令敌人百思不解

很快，高崇德就开始了第一次偷运军火的任务。这一次，她将目标放在东北军的军火仓库。

对于高崇德，东北军的将士并不陌生，知道她是吕正操的夫人，而且也知道她在吕正操的部队里负责后勤方面的工作。

所以，那天，当高崇德来到东北军的军火库提弹药的时候，负责军火库的官兵没有任何怀疑，直接就让她提走了弹药。

当然，太过频繁地提取弹药也会引起怀疑。为了掩人耳目，高崇德也开始贿赂看守军火库的士兵和管理军火库的军官。她时不时以队伍里补充了新兵，需要给新兵配备装备为由，不断从军火库提走枪支弹药。

因为是团长夫人的特殊身份，她在国军中也是颇有关系，和方方面面都混得比较熟。所以，这些被提出来的枪支弹药，都被她通过各种渠道，源源不断地送到了八路军驻地。

但偷运的军火多了，军火库里的账就对不上了。日子久了，当地一些国民党军官发现了这一问题，当他们展开调查时，竟然发现被“盗”军火库不止一处，而且数量巨大。

这下子，当地国军高层们坐不住了。他们当即立案侦查，扬言：一定要抓住盗贼。好在高崇德办事谨慎，没有留下什么证据，国民党的这次调查无疾而终。但此时的高崇德却犯起了难。虽然她没有暴露，但想再通过以前的方式偷运军火，已经不可能了。到底怎么办才好？

思来想去，高崇德认为：只有给自己谋得一个完全合法正规的身份来掩护，这样才能避免引起敌人的怀疑。

于是，在向组织汇报后，高崇德利用关系，给丈夫吕正操所在的部队，争取到了“第一战区独立游击支队”的新番号。吕正操是支队司令，她则成了留守处长。

既然是独立游击支队，那么大多数事务当然是自己负责，而高崇德就有合法正规的军中身份了。所以，她又可以为八路军秘密提供枪支弹药了。

这一次，高崇德偷运军火做得“神不知，鬼不觉”，后勤方面没有丝毫察觉。但不久，在前线的日本鬼子和国民党部队，却发现了“不对劲”。

原本，在日本鬼子和国民党看来，我军弹药补给极缺，打仗的时候一定捉襟见肘。但真到了战场上，他们却发现我军在当地的弹药源源不断，十分充足。这让日本鬼子和国民党都百思不解：难道八路军的军火是从天上掉下来的？

这一回，国民党学聪明了，他们开始顺着前线的子弹信息，往源头上调查。在此期间，已经开始实行“消极抗日、积极反共”政策的国民党反动派，甚至勾结了当地日本特务部门，双方共享调查线索。

与此同时，国民党的各大报纸上，都写着：要不惜代价，捉拿军火大盗。日本人那边，也是一样信誓旦旦，表示务必要抓到人。

经过一段彻底的调查，反动派和日本人都开始怀疑“军火大盗”就是吕正操的夫人：高崇德。1939年，国民党反动派准备对她下手了。

当时高崇德正在驻地，留守处战士发现了几名行踪可疑的人，把他们带到高崇德面前。高崇德问他们是做什么的，对方说他们是预备三师的人，来这里是为了看地形，等高崇德所在部队搬走后，他们要驻扎在这里。

高崇德当时并没有怀疑，但是将几人放走后，她怎么想怎么觉得不对。于是，她当即吩咐下属提高警惕。而事实也正如高崇德所预料的，那几个人果然有问题！当晚，高崇德所在驻地就被敌人团团围住。虽然他们竭力突围，但架不住敌人势大，最终高崇德身负重伤，被敌人抓捕并关进了监狱。

好在丈夫吕正操在国军中颇有关系，在他的活动下，再加上我党的积极营救，高崇德以疗伤的名义从狱中被放出。这里要说明一下，其实吕正操将军当时也已经是我党人员，在妻子及一群爱国人士的影响下，他于两年前秘密加入我党。

虽然暂时高崇德保了出来，但她依旧是反动派的“眼中钉、肉中刺”。敌人更大的目的，其实是想以她为突破口，找到她背后的力量。而此时，日本人则有意想除之而后快。

在这种情况下，组织为了保护高崇德安全，便通过秘密交通线，把她送到了延安。至此，这名颇有名气的“军火大盗”就消失在反动派和日本人的视线里。

在延安，高崇德见到了很多人，还受到了毛主席和朱德的关怀。朱德对于她偷运军火的事情很清楚，发现她身中枪伤后，朱德特意反复叮嘱医护人员：“她是我们共产党的功臣，是一名在敌后工作的超级间谍呀！是一名我党的军火大盗！”

而毛主席在得知高崇德的身体情况后，还亲自特批了一孔窑洞给她住。要知道，当时延安能有这待遇的人是相当少的。

此后，高崇德就告别了自己的特工生涯，一直在机关工作。新中国成立后，高崇德原本还想为祖国建设做贡献。但遗憾的是，1950年她旧伤复发，只能住进沈阳医大。出院后，由于身体原因，她已经没办法继续工作。为了让她能够得到更好地照料，组织上将她安排到了辽宁省人民政府干休所居住。

或许是早年习惯了低调生活，在这里，高崇德也很少同院中的人讲起自己的经历。日子久了，身边人都觉得她就是一个“谜一般”的存在。直到1995年，她跟那位小伙闲聊时提到了自己的过往，这一切才被“曝光”了。

此后，大量媒体纷纷赶到干休所，希望能采访她。其中，有一位记者问她：“当年，您到底给八路军究竟运去了多少军火？”

对此，一向不愿意拍照，也不愿意接受采访的高老摆了摆手，淡淡地说了一句：“现在是记不得了，反正非常多，要不朱德怎么能说我是军火大盗呢！”听她说完这话，那名记者默默地鞠了一躬。

尾声：

从1940年结束特工生涯，到1955年再次被“发现”，这位朱德眼里的超级女谍，沉寂了整整55年。在此期间，组织没有忘记她，以正厅级的待遇让她安享晚年。

遗憾的是，在被“曝光”后不久，高崇德便病逝了。当地很多人觉得遗憾，纷纷表示：“可惜，我们太晚了解这位前辈了！都还来不及，听她多说说过去的事！”

但或许，对高老来说，晚年的生活里是否有鲜花和掌声并不是最重要的。重要的是在沉寂的这55年里，她看到了新中国的崛起，看到自己为之奋斗的祖国一天天变强。于她而言，这或许是最大的幸福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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